4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热点事件的得失进行考评。其中，四川巴中“全裸”乡政府因为在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等指标上一枝独秀，进入蓝色区域，而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则被判定为应对严重失当，被亮起“红色警报”。
看到这则新闻，不禁要为此击节叫好。因为，我们的社会早已进入一种“媒介化社会”，传媒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的各个方面，政治的生存方式和运作逻辑都受到传媒的约束和牵制，可以说，“政治媒体化”已成为一种时代特征。甚至有学者认为，在西方社会，民主政治已从代议民主发展到舆论民主。因此，在现代社会，不懂舆论，就难以把握现代政治的进程；不懂舆论，也无法领略现代政治的运行规律。互联网作为“在这个星球上，同水、空气和核能源一样，拥有无限未被发现的潜力，或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或毁灭一切”的力量，已经全方位地参与到了个体与社会的媒介化建构当中，并逐渐成为当今推动媒介化社会建构的核心动力，成为“政府倾听民意新渠道，民众表达意愿新手段”。因此，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是一场信息革命，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必然要经历的发展进程。我认为，提高网络舆论应对能力，不仅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表现。
但同时我也想指出，提高网络舆论应对能力并不能构成网络问政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事实上，如果政府只是对网络舆论被动应对或过分强调依靠应对技巧来应对舆情，反倒不利于我们这个社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更有文过饰非的副作用。
那什么是网络问政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程序型协商民主理论说得好：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公民之间的团结也许不能再由一种具有实体性的价值共识来维系，但基于信息和理性的平等、自由的对话与讨论前提下的公共决策的程序，将有可能使公民“持续的同意”成为社会稳定的核心纽带。从这一点看，政府如何充分地利用互联网舆论形成规律，为我所用，主动地将互联网舆论的产生制度化，并融入公共决策程序，进而在制度内的政策、意志形成过程和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之间达成互动，使得公共社会生活具有深入吸纳民意的动态机制，将更有利于我们顺势而为，构建出网络问政的新型政府治理范式。这种治理范式无疑将更有助于政府及时发现社会矛盾，并在初期就化解矛盾，而不是每次都要等到社会矛盾已趋尖锐时，才去被动地“救火”。事实上，我认为此问题具有深远的社会政治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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